世界上有什么人能比科幻爱好者更了解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的本性呢？

       25年前，叶永烈在科幻小说《演出没有推迟》中写到一种奇怪的疾病所造成的大范围灾难。白昼黑夜里，救护车在城市中呼啸而过，往返不停。生病的人不住的“发烧”“咳嗽”。工厂停工停产。一种叫“A-1”的病毒，正通过人的“呼吸道”侵入身体，潜伏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后，致人发病，便你“戴上五层纱布的口罩”，病毒也仍然大摇大摆地通行而过。它变异来变异去，让苦于研制疫苗的人举步维艰。无奈，为了割断感染源，人们不得不减少出行，并对有疑问的旅行者实施隔离……

    叶永烈在科幻作家中并不是最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早在34年前，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就创作过名为《仙女座菌株》的长篇瘟疫小说（中译本为《死城》和《天外病毒》）。克莱顿对中国人并不陌生，他创作的《侏罗纪公园》等作品脍炙人口。

    《仙女座菌株》写于克莱顿创作生涯的早期。故事讲述了美国的外太空侦查卫星“斯古普7号”带回的病毒，如何在人类不设防的身体上建立起了牢固的传染基地。整个社会进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与非典病毒和叶永烈的小说中的病毒类似，小说中的致病源也通过空气传播，并能从呼吸道进入人体。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中的病毒最终能造成人类血液的大范围病变并最终导致死亡。为了对抗这种突然起来的疾病，美国科学家建立起具有5个防护层的实验室，还在该实验室的底端，设置了微型原子弹，以备病毒一旦遭到有意无意的泄露，可以迅速引爆以干净全面地消除扩散的危险。故事的结尾，病毒破层而出，原子弹自动点火，而科学家们却发现，病毒经过多次变异，已经消除了危险的致病性……

    有关瘟疫的科幻小说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于1994年出版的《The Stand》和王晋康于1997年出版的小说《生死平衡》。前者被拍成4集电视剧，在美国播出时颇为宣传，而后者则也获得了科幻小说的银河奖。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是瘟疫最终突破国门，成为横扫全球的强劲力量。

    就连我这个疏于创作的人，也曾经接触过两部瘟疫科幻小说。第一部是我自己创作的儿童科幻《针水》，文章的篇幅很短，主要探索了面对流行性疾病所带来的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人类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反击。另一部是《我们爱科学》杂志要我修改的中学生作品《宇宙病毒》。虽说作者是个中学生，但最终的作品却显得成熟。刘兴诗主编的一个科幻选本中，还选择了这部作品。

拉拉杂杂讲这么多，是想向读者说明，早在人们真正面对非典型肺炎这种疾病之前很多年，科幻作家们已经讨论过这种病症到来的可能性和多种表现了。无独有偶，持我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许多科幻作家、读者、研究者等，都在各自的渠道中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让人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区境遇不佳，得不到人的理解。于是，许多苦心孤诣而成就的预言，最终被遗忘到故纸堆中，消失了本应绽放的容光。

    没有幻想的民族，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未来。更何况与科技现实相互关联的幻想，能直接导致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这种幻想力，本身就应该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民族在科学上的探索能力的一部分。我认为，与科学相关的思维和想象，永远是指导我们面向未来、破除宿命论式迷信的良好武器。

    80年代初期那场科幻浩劫中，还有另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中认为，科幻作家正在污染精神的环境，正在宣扬末日和灾难，正在让社会主义祖国的下一代失去信心和想入非非。在非典肆虐的今天，当我重温这些阴森恐怖的文章时，我突然感觉到那种不可名状的黑色幽默正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传达出来。

    创作过《预约死亡》等科幻作品的著名作家毕淑敏认为，“这次非典病毒的袭击，让很多人恍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有危机的”。有危机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敞开自己去面对危机，才是成长的真正途径。

    但愿我们的文化对科幻文学的态度也会因非典而有所成长。